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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“垃圾圍城”確實是城市化進程和生態文明建設中必須直面的問題。據《2014-2018年中國垃圾處理器行業市場需求與投資規劃分析報告》， 600多個市級城市中，2/3的城市已被城市生活垃圾包圍，1/4的城市已經無垃圾填埋堆放場地。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過5億平方米，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。“垃圾圍城”給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敲響了警鐘。

另一方面，源于這么多年太湖治理的實踐經驗。太湖流域環境質量之所以明顯改善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太湖流域建立健全了村收集、鎮轉運、縣處理垃圾回收處置體系。而且，這十多年來，垃圾處置方式已由填埋為主轉變為焚燒發電和填埋并存，大大提高了垃圾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的能力。太湖流域等地也建設了餐廚垃圾處置資源化利用的體系和終端設施。十多年前，江南農村還能看到垃圾遍野的現象，現在大多數地方已恢復了小橋流水人家、白墻黑瓦粉黛的美麗景象。可以說，垃圾的有效收集處置對太湖水環境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我們希望垃圾不止于末端有效處理，而是能從源頭實現減量化、資源化利用。這也能減少焚燒環節的經濟成本和有毒有害物質(比如二噁英)產生的幾率。

垃圾分類回收為什么難以推廣?

近幾年，圍繞垃圾分類回收各地做了很多探索，南京也不例外。從2011年起，南京市政府就開始著手推廣垃圾分類工作，我們小區就放了三種類型的垃圾箱，還單獨設立了電池回收箱。政府也做了宣傳發動工作，但是，除了少數社區成功外，其他地方基本無疾而終。

分析原因，主要歸結為三類：一是老百姓對垃圾分類知識缺乏有效的獲取途徑，因此，分類回收意識欠缺、行動匱乏。二是垃圾分類法律法規政策不健全，缺乏可操作性和強制性。三是產業鏈條不健全，后續處置設施跟不上，前端分類工作也白做。

僅這三個原因，就反映出這項工作難度其實是非常大的。首先，這不是政府能自個兒掌控的，需要居民配合從每個家庭做起。老百姓發動不到位，這項工作也就無從下手。

其次，法律法規制定要有實踐做支撐，把實踐中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歸納總結上升到法律規范。垃圾分類回收之所以法律滯后，主要源于實踐或實踐成效的滯后。

后，這項工作不只涉及到政府部門，還涉及到眾多企業單位。企業綠色理念健全不健全?是否建立起了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生產經營理念?哪些是政府兜底?哪些要交給市場，交給第三方去做?因此，說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一點也不夸大。

如何解決?

基于上述分析，*垃圾分類回收利用的難題，僅靠政府是行不通的，這幾年很多城市無疾而終的實踐也證實了這點。我個人認為，要打破僵局，除了加強政府管理外，還要突破傳統思維，充分發揮互聯網和第三方治理的力量。

一是在居民的認識和行動問題上。政府機構由于力量有限，不可能挨家挨戶上門宣傳，而借助互聯網卻可以做到。有關政策措施通過社區網絡平臺、公眾號、手機 APP等能非常便捷地跨越時空直接推送到居民手中。通過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，可以了解每一項政策措施的實施情況，每一個居民家庭垃圾分類情況，可以跟蹤每一件廢品終去向，充分掌握地區垃圾產生量、種類和占比、廢棄物流向等，從而為后續分類和回收處置利用的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學依據。

二是在法律法規滯后問題上。現在政府面臨“塔西佗陷阱”的挑戰，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，做好事還是壞事，往往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、做壞事。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政府，甚至不相信和媒體，成了“老不信”。這種情況下，政府做不好的事情可以放手給社會做，社會組織反而能贏得居民的信任，宣傳和發動的效果也會更好。

比如，南京一家NGO組織選擇了幾個小區，手把手教居民開展垃圾分類推廣，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。無錫一位退休教師癡迷于環保酵素的推廣，至今已在各個社區和大中小學開辦了上百場講座，還利用群及時釋疑解惑，帶動了一批人實現家庭廚余垃圾的就地減量和資源化。南京一家民營企業，利用手機終端建立了一個上門預約回收垃圾的系統，短短6個月用戶就上升到5000戶，覆蓋面可達5萬戶。

以上這些案例說明，只要、放手，充分利用民間力量和互聯網優勢，是能夠取得較好成效的。政府可以支持推廣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在實踐基礎上總結提高，制定出更科學、更可操作的法規政策。三是在產業鏈問題上。垃圾處理不能簡單看成是政府該包辦的事，應該走市場化、產業化道路，依靠第三方力量。要分清哪些是屬于政府必須做的，哪些屬于政府通過優惠政策、財政資助等方式可以放手給環保NGO、民營企業做的，調動民間智慧、市場力量去打造一個科學的產業鏈。

比如，在企業建立產品全生命周期方面，國家已有政策方面的初步要求，但是要讓企業一下子自覺自愿去做是不現實的，必須借外力推動。即便是蘋果這樣的，在中國建立綠色供應鏈也是在環保NGO的外力強制下被迫開始的。要想讓企業建立綠色生產銷售理念，成為整個產業鏈中的一環，也需要第三方力量的推動。

如何解決垃圾分類回收難題?我給出的答案是：政府要加快推進互聯網+第三方治理，早日形成社會共治體系。